“解局美国”系列第四期，腾讯新闻×中国慈善家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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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自称“法律与秩序的总统”，威胁启动尘封百年的《叛乱法》。6月3日，拜登宣称他当选会成立专门机构监督警察行为。很多人都猜测二人还有若干回合的交锋，其实，斗争至此已鸣金收兵。两个看似势不两立的政党已经达成最大默契——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带来的一切就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只能是个法律问题。
当然，围绕着骚乱，两党还会有例行的政治攻守，但在现行两党制框架内已经无法产生新的政治可能性；于是弗洛伊德之死也就只能是一场骚乱，而不可能成为废除奴隶制、平权运动那样的历史节点了。
注定的结局
把矛头指向恶警，并局限于个别恶警，连低级的政治谋略都算不上，民主党、共和党甚至一般的庶民，都知道围绕着非洲裔美国人的警察诅咒是严重的系统性问题。该案折射出非洲裔美国人和执法机构的矛盾，在表象上涉及枪支泛滥，非洲裔美国人犯罪率过高、警方职业风险、执法机构缺乏外在监督等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涉及非洲裔美国人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脆弱、种族主义传统根深蒂固、阶层固化、宪法第二修正案与政治失能等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牵一发动全身式的问题。
但问题恰恰在于，该案太复杂以至于既无法用一个口号表达出来，也无法用若干口号概括解决方案。街头的呐喊者不行，焦灼的中产阶级不行，想收割选票的政客不行，思索的知识阶层不行，华尔街的大佬也不行。最后，所有急于在骚乱中发出声音的人，都只能对系统性的问题一言带过。
弗洛伊德之死的残酷在于，真正关心这个中年男人命运和正义的人群，将随着愤怒的退潮再次陷于无力而沉默的状态；那些能摘桃子且能解决问题的人，在有所斩获之后也将离场，最终，一个县级法庭将决定这个事件的结局。
我们可以推测，弗洛伊德案的结尾是很难如示威者所愿的。
德里克·肖万用膝盖顶着弗洛伊德头颈部。
在法律层面，“恶警”克里德·沙文及三位同伴，将会受到审判。审判的过程大概率是公正的，但法官和陪审团得出的结论能不能配上这十几天的动荡和瞩目，答案是不能。毕竟，沙文和三位同伴的谋杀罪罪名，大概率是不能成立的。明尼苏达州检方面对沉重的外部压力，一直坚称定罪可能性不高，这在法律上理由很充分。
据统计仅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过去5年在抓捕行动中至少使用了237次“颈部约束”，导致44位抓捕对象失去知觉，全国范围内这一数据更是不知凡几。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对警察抓捕手法做出明确规定，事实上考量到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情况的复杂和危险，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规定。检方和法官很难基于一个不存在的明确违法行为，对一个警察做出二级谋杀这样重的量刑。
更重要的是，如果做出了这样的裁决，强大的警察工会还有支持警察的社会阶层，必将把这场官司上诉到底。今天走上街头的人群又会将上诉视为对有色人种的有一次压迫。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无论做出怎样的裁决，在已经先有定见的人群面前都会被认为是卑鄙的政治干预。
在制度层面，拜登承诺如果当选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对警察执法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回答非常“民主党”。奥巴马曾经做过类似的承诺，但2014年黑人青年在弗格森被杀案就发生在他的俯视之下，警方随后动用军事装备镇压也是在他的俯视之下。彼时的拜登保持了沉默，在位的奥巴马也没有真的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
原因很简单，哪个成年人会相信一个新机构的成立，就能解决百年来警察与非洲裔美国人的恩怨纠结？如果有这样一个机构，那下至各级警局上到司法部，本已有之类似监察机构又作何处理？新机构若凌驾于司法部之上，则这是对美国行政架构的根本改变，若凌驾于各州警察局之上，则是对联邦制的更改；如都不能，该机构又怎么限制警察过度使用武力？
更深远地讲，民主党一遇到危机喜欢搞制度建设的习惯历史悠久，从罗斯福新政、约翰逊新政开始算起，一个又一个政府部门叠床架屋，不但政府臃肿不堪、效率低下，亟待解决的危机也被漫长的制度建设周期拖成了社会慢性病。
极化政治不支持有价值的改革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无数悲剧和破坏，为什么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呢？原因很复杂，但极化的政治氛围肯定是最直接的原因。
从特朗普、奥巴马、小布什，再上溯至南北战争，美国种族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当年内战之后北方携战胜之威废除奴隶制，结果仍然是林肯遇刺，南方3K党回流；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已经否决种族隔离，但1964年民权法案始得通过，马丁·路德·金旋即于1968年4月遇刺，民权运动陷入低潮。
凡种族平权运动取得的成就，无不来自族群间激烈碰撞后的自我反思，妥协让步。这其中的过程自然是艰难的，没有若干年的波折反复，没有前赴后继的重大牺牲与政治毅力，无法取得大的进展。
但是今天，当政治家习惯于把族群精分为票仓，当族群习惯于依附政客后，压倒对方而非对话的投票逻辑成为族群关系的主流。
比如特朗普，除了说话不好听，在处理弗洛伊德案时的手段也不比奥巴马处置弗格森案时更严厉。但民主党绝对不会从任何正面的意义解读“法律与秩序的总统”这句话；又比如拜登和民主党州长们，他们除了不支持动用军队外，其实在支持警方制止骚乱上与共和党州长们差别不大，但特朗普不会站在一国总统的高度私下鼓励他们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而是更愿意用公开羞辱的方式倒逼这些民主党人退回到完全支持抗议行为的立场上，宁愿他们治下之地乱糟糟一片才好。
哪怕是那些自命中立的民众，对反面立场的包容程度也很有限。街头愤怒的非洲裔美国人甚至不允许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弗洛伊德掏出的二十美元到底是不是伪钞？他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总体上对犯罪宽容态度过高形成了白人群体支持警察的理由，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奴隶制的历史和警察过度执法。至于右翼白人群体，习惯了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不自知， 顽固地把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势地位特权化，对其他族群缺乏基本的尊重。
族群和解是一个复杂困难的渐进过程，不断试错、能够容错才能压制极端分子的戾气，为族群对话创造宽松的政治氛围。但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完全改变了美国政治的逻辑，“赢得中间力量就赢得选举”的铁律就此失效；“不讨好讨好不了的人，不疏远不能疏远的人”被证明才是王道。
政客和民众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选举上，试图利用制度的力量压垮对方。在朝的共和党不能承认犯了任何错误，在野的民主党不会原谅任何错误。于是涉及弗洛伊德案的一切考量都开始以大选周期为基轴做短线操作，政客维持中立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制造分裂就变成对两党而言都最安全的竞争策略：共和党占了上风，那一定是特朗普煽动种族狂热的结果；民主党要是能乘势而上，那一定是民主党抛弃了美国白人群体换来的。两党都在不自觉地挑动族群紧张氛围，通过精准定位弗洛伊德案中的选民差异来塑造悲情，用分裂选民的方式凝聚选民。
如今在美国政治中，公开向特定选民群体效忠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成为一种常态；做全美国人的总统或者代表全美利坚，则成为政治家和政党的天真和弱点。共赢成为一种失败，独占则被称为胜利；撕裂的社会最终使大选永不结束，能发出最大声音、能带来最多选票的政客带头渲染出一种无法团结、相互仇恨的社会氛围。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族群间做出重大和解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
现行经济结构不需要族群和解
在疫情暴发前，美国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国内就业率、失业率还有自有住房水平都居于很高水平。非洲裔作为美国族群中经济地位最为脆弱的群体，受益于经济增长是肯定的。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对宏观经济数据非常敏感，他很不理解有色人种赚了钱还满腹怨气是为什么。
道理其实很简单，有色人种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经济体系内的地位是高度分化的。宏观经济形势不是普照于每个族群身上，相对收益的巨大差别造成了非洲裔的相对剥夺感。
一方面，当代美国产业结构总体上充满活力。制造业、服务业岗位的增加惠及了贫困白人，也惠及了非洲裔美国人。
但另一方面，显性和隐性壁垒显著存在于经济生活当中，非洲裔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能力极为有限。比如，统计数据也显示，受教育程度差异及许多职业对于犯罪记录较高的人不开放，非洲裔美国人教育投入低、犯罪率高的毛病就形成了无形门槛；再比如，美国劳工部2019年统计显示，管理行业白人从业者占82.4%，非洲裔占8.2%；律师行业白人占88%，非洲裔占5%。若干领域内白人的先发优势已经大到足以自发抵制其他族裔进入。又比如，占经济总量80%的服务业其实内部收入差距极大，以科技和金融精英为代表的从业人员收入和社会地位双高，晋升渠道顺畅，但是以白人和高科技移民为主。传统上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办公室雇员和政府雇员则收入停滞倒退、上升空间狭窄。
由于平权法案对上述岗位种族多元化有制度规定，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裔申请到这些职业，但又因为这些岗位的衰退诱发了非洲裔中产阶级的困境。
经济繁荣与相对收入困境并存，这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困境，却不是美国经济的困境。现行经济结构充满活力，因此没有进行大调整的经济动机。非洲裔群体某种意义上充当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牺牲品。
弗洛伊德的葬礼和追悼会在6月5号举行，现场不乏跪拜哭泣、体贴的谈话。然而一切固有的问题都纹丝不动，政客们依据早已选定的立场做出了最政治化的选择。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